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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政府机关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将所有违法信息都作为本领域配置行政执法资源的信息基础，而是要根据本部门的执法特点加以针对性识别和运用。

他根据每19年就是一代人的自然更新，提出在每19年终结时，每一部宪法和法律都将自然过期……如果宪法得到更长时间的执行，宪法就成为暴力的法律，而不是权利的法律——因此可以说，每一代人事实上都有其废止权，惟其如此才得以自由，如同宪法或法律明文限定在19年。前一个是法定文本，后一个是工作文本，以便于人们使用查阅。

这个问题无疑是法律社会学思考的核心问题。相反，小修模式虽然保留了1982年宪法在文本上的完整性，但也意味着保留了大量已经失效的宪法条款或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改中之所以出现这种规范与事实的冲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宪法修改过程中援引的是没有法定效力的工作文本，而完全忽略了法定文本的法定效力。如果用柏拉图的理论来说，宪法序言类似音乐或诗歌的序曲，是从抽象、形而上的世界向具体城邦政治法律秩序的过渡环节，它意味着整个城邦政治法律秩序的正当性基础来源于更高的理念。对于历经革命的中国来说，告别革命并通过宪法和法治来建立稳定的权威和秩序，应该说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时代精神。

比如中国宪法的首要问题就是要确立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还是资本主义宪法，这无疑是道体意义上奠基礼乐的根本大法。与法定文本完整保留了1982年宪法文本不同，工作文本实际上采用了大修的法律修改技术，直接删改了1982年宪法文本。该法第三章规定设立专业的区域复核委员会，对医生依申请终止生命和协助自杀的报告进行审查，评估医生是否履行审慎注意义务。

(41)See James Griffin,On Human Righ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50-152. (42)参见前引(31)，王利明文，第11页。毋庸讳言，作为积极权利的生命自决权，与作为消极权利的生命安全权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成员国保障生命权的义务，还应当包括可以合理预见的、可能导致丧失生命的威胁或者危险情形。(16)比较荷兰等国的尊严死亡法律制度，不难发现，尊严死亡并非随意适用，而是存在严格限定：一是适用对象的严格限定。

在尊严死亡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普遍通过立法确立严格的医疗实施程序。(38)参见韩大元：《生命权的宪法逻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如果人的生命只能自然终结，医疗措施无用武之地，就没有探讨尊严死亡的必要。在该环节，病人可以选择适用安宁疗护措施。近年来现代医疗技术快速发展，即便病人患有不治之症或者丧失意识，也可借助医疗措施延续生命。进一步讲，一旦出现立法禁止和实践默许的二元状态，就很容易导致尊严死亡案件的处理存在专断性和差异性，(13)这无疑不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

此外，建立健全尊严死亡法律制度，不仅能够强化生命权的法律保障，也有助于完善医疗领域的伦理准则和执业规范。如果将人的生命视为一个连续体，那么病人到了临终阶段选择有尊严的死亡方式，理应成为生命尊严的内在要求。每个人都有权对自身接受的医疗和疗护作出真正的选择。尽管学者对尊严死亡的对象提出了各种标准，但从现有立法实践看，除那些处于脑死亡状态或者失去意识、依赖生命维持医疗措施的病人外，尊严死亡目前主要适用于遭受无法忍受的疼痛或痛苦但又无法救治的病人，通常是临终病人。

作为有尊严的个体，主体自治突出体现为生命自治，即自主决定生活方式和生命抉择。对于符合尊严死亡适用条件的情形，医生应当进一步征求同行专业意见。

民法典第100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32)在1996年的一个案件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在有关医疗措施仅仅可以给病人延续短暂生命的状况下，为了尊重病人的尊严，在符合病人明示或者可得推断的意思表示的前提下，终止治疗措施的选择应被许可，因为人的尊严是最高的宪法价值，应当加以维护。

进入专题： 尊严死亡 人格尊严 生命权 安乐死 生命伦理 。为避免女性采取不安全的堕胎措施，不能动辄对实施堕胎的医生追究责任。(五)获得医生帮助权 与自杀不同，尊严死亡的常见情形，例如使用药物立即终止生命以及医生协助自杀等情形，都依赖于适格医生的专业帮助。为防止预先医疗指示内容表述不清，可考虑要求由律师起草或者审核。(15)参见刘建利：《尊严死行为的刑法边界》，《法学》2019年第9期，第16页。负责审查评估的医生接到书面复核意见后，应当制作同意尊严死亡的书面医疗意见，并按照规范流程启动尊严死亡医疗适用程序。

对尊严死亡的适用对象作出严格限定，符合病人最佳利益原则的要求，值得我国医疗行业借鉴。其他医生或者委员会经复核认为有关申请不符合尊严死亡适用条件的，应当拒绝有关申请。

三是建立审查评估与医疗适用分离规则。由于尊严死亡与临终医疗措施紧密相关，因此，医生不能无视病人意愿，随意采取临终医疗措施。

(60)参见前引(15)，刘建利文，第19页以下。(35)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扩张了生命权的内涵，在传统的生命安全基础上，确认了生命尊严这一新的元素，由此改变了生命权的权利构造，从传统的维持生命完整的消极性权利，转变为生命完整维护与生命自我决定并重的新的生命权构造。

(61) (四)正当医疗程序规则 为督促医生履行审慎注意义务，有效维护病人生命权，同时避免医生面临不必要的法律风险，有必要建立规范化的尊严死亡医疗实施程序。作为放弃生命安全权的行为，病人选择尊严死亡，应当向医生提出正式申请，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并由医生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专业审查评估。(15)实际上，在尊严死亡合法化的国家，除终止人工延续生命的医疗措施外，尊严死亡还涉及医生协助自杀或终止生命等措施。例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2017年自愿协助死亡法案第5条(b)项明确指出，每个人的自治权应当得到尊重。

⑨在荷兰安乐死立法的准备阶段，问卷调查显示，在赞同安乐死的群体中，57%的病人提到丧失尊严，46%的病人关注治疗过程的痛苦。实际上，安宁疗护与尊严死亡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又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2017年自愿协助死亡法案规定了系统的评估、声明和实施程序，并由自愿协助死亡复核委员会进行监督，持续完善自愿协助死亡的质量和安全性。具体到临终医疗方式的选择以及安宁疗护的适用，也需要以病人知情同意为前提。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尊严死亡运动，其关注焦点就是医疗领域的生命质量，特别强调患者可以选择拒绝治疗。立足有关制度前提，理性探讨尊严死亡的时机已经成熟。

将生命权作为尊严死亡的权利基础，需要立足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的二元构造，构建包括生命安全权、生命自决权、临终医疗方式选择权、安宁疗护权和获得医生帮助权等在内的权利体系。该案判决反映了英国法院尊重生命尊严的基本态度，在此基础上，英国医学会医疗伦理委员会制定了停止延续生命医疗措施的实践指引，(50)其中提到，当病人缺乏意思决定能力时，应当基于病人最佳利益原则，决定是否提供延续生命的医疗措施。面对临终病人的生命尊严需求，应当积极探索尊严死亡的法律化路径。另一方面，伴随一些国家关于自杀的去罪化过程，尊严死亡的法律化主要意在满足临终病人医疗实践的需要，规范医生协助病人自杀或终止病人生命的法律程序，避免医生受到不当的法律追究。

需要指出的是，基于临终关怀哲学，通过药物缓解病人痛苦的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17)通常被视为尊严死亡的替代措施。对于有预先医疗指示的情形，应当审查预先医疗指示的明确性和有效性。

(22)据此，尊严死亡的核心要义在于维护临终病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尊重其对死亡方式(或者临终医疗方式)的自决权。例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2017年自愿协助死亡法案第5条(e)项规定，病人和医生的医患关系应当得到支持和维系。

⑨参见刘召成：《生命尊严的规范构造与制度实现》，《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第37页。三、尊严死亡的权利构造和体系解析 无论是在国际公约层面还是在国内法律层面，生命权都不是单一性权利，而是体系化的权利集合。